熊式一是20世紀海外最知名的中國作家之一，陳寅恪曾以“海外林熊”之句將他與林語堂并舉。他在1934年將中國傳統(tǒng)劇目改編為英文戲劇《王寶川》，曾被《紐約時報》譽為“中國莎士比亞”，小說《天橋》也被翻譯成多個語種。而在中文世界，熊式一的名字在很長時間里“消失”了。

近日，美國波士頓薩福克大學(xué)榮譽教授鄭達為其所作傳記《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出版，讓他的故事呈現(xiàn)在更多中國讀者眼前。在近日的一場新書分享會上，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毛尖與羅崗從熊式一的傳奇人生出發(fā)，回望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界相遇的歷史。

(資料圖片)

毛尖與羅崗

“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xué)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雙語寫作值得大書特書。一是林語堂，二是蔣彝，三就是本書的作者熊式一。”學(xué)者陳子善在《天橋》的序言中寫道。1932年，30歲的熊式一赴英國東倫敦大學(xué)攻讀博士，與英國作家蕭伯納、巴里等人結(jié)交。在莎士比亞專家尼科爾等人的建議下，熊式一嘗試寫中國戲劇，創(chuàng)作了英文話劇《王寶川》。1943年，他出版長篇小說 《天橋》，被認為是他英文創(chuàng)作的第二個高峰。小說通過李氏家族的興衰展現(xiàn)了晚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巨變，向西方介紹彼時中國的現(xiàn)實。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回南昌探親的熊式一被困，最終帶著妻兒回到英國。1991年，熊式一去世，他一生幾經(jīng)輾轉(zhuǎn)，直到2011年，骨灰被安葬在北京。

《熊式一》

“中國莎士比亞”

熊式一的《王寶川》由京劇《紅鬃烈馬》改編而來，保留了京劇的精髓，如虛實結(jié)合、象征手法、簡約的舞臺布置、左方上場右方下場等。從倫敦西區(qū)到紐約百老匯，熊式一的中國戲劇在當(dāng)時引起了轟動。羅崗認為，《王寶川》的成功得益于“天時地利人和”，上世紀30年代，梅蘭芳將京劇帶出國門，讓西方看到中國戲劇，并受到歐美世界的認可，而熊式一精通中西文化，既了解西方人的口味，也知道如何在改編的同時保留京劇的韻味。

在《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一書中，有一張熊式一和梅蘭芳的合影，1935年5月梅蘭芳訪英期間，熊式一竭誠招待并陪他四處參觀，介紹認識了不少英國文化社會界的名士。梅蘭芳在倫敦時，恰逢《王寶川》上演200場，他也應(yīng)邀出席觀看。

1935年5月，梅蘭芳訪英期間，熊式一竭誠招待 左起：美國歌唱家保羅·羅伯遜、梅蘭芳、熊式一

毛尖指出，和莎士比亞一樣，熊式一的很多劇本都有源頭可循，正如《李爾王》《哈姆雷特》《麥克白》那樣，熊式一的《王寶川》《西廂記》到《梁上佳人》也都有原型故事。與此同時，除了同為劇作家，熊式一和莎士比亞的人生經(jīng)歷與個性也有相似之處，兩個人都經(jīng)歷過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生，但都是談笑風(fēng)云。“我們可以看到熊式一身上所飽含的這種時代的劇情感和戲劇性，在這點上，他的莎士比亞性還是非常強烈的。”

給西方人看中國故事

“《王寶川》進入歐美世界的時候，是進入了一個文化旅行，”毛尖說道。她將《王寶川》和《西廂記》作比較。在英文世界旅行的時候，《王寶川》的故事會比《西廂記》更受歡迎，西方人更能接受《王寶川》里改編后的情節(jié)，“進入西方世界的時候，對他們文本的接受其實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其實熊式一也拓展了現(xiàn)當(dāng)代的一個研究領(lǐng)域。比如我們對《西廂記》的接受是這樣的，但是西方對《西廂記》的理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毛尖認為，如果以熊式一作為個案展開研究，探討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本的接受也是一個有意思的領(lǐng)域，“這也是今天我們可以重新打開‘中國莎士比亞’、或者說中國式莎士比亞的另外一個原因，不光是他的生平，還有他筆下的戲劇故事，在全世界的一個旅行，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羅崗指出，熊式一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對于用英語寫作，寫給西方人看。“他給《天橋》寫的序里面就講了，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是用英語介紹中國的，一種就是西洋傳教士，還有一種就是可以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他不想寫刻板印象里的中國形象來滿足外國讀者的獵奇，而是想盡可能呈現(xiàn)現(xiàn)實。如同鄭達在書中所寫，熊式一寫《天橋》，是為了“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另一方面，當(dāng)時不少英美外交官來華，也開始希望了解真實的中國，而非中國文化里被異國情調(diào)化、被奇觀化的那一面。羅崗認為，熊式一的這種寫作也是“生逢其時”，當(dāng)時他還當(dāng)了BBC評論員，作為中國專家參與評述事件。

作為雙語作家，羅崗認為，熊式一的確應(yīng)該被納入中國文學(xué)史，另一方面，世界文學(xué)中一直有雙語寫作，從這個角度來說，將熊式一放到世界英語文學(xué)的脈絡(luò)中，可能也會打開一個更開闊的視野。

拓展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

1945年，陳寅恪到英國牛津任教時，受到了同為江西老鄉(xiāng)熊式一的幫助。他曾給熊式一寫了兩首七絕、一首七律，其中一首絕句寫道“海外林熊各擅場，盧前王后費評量，北都舊俗非吾識，愛聽天橋話故鄉(xiāng)。”對此鄭達寫道，這其中或許有客氣的成分，不過熊式一對此非常自豪，還常常用毛筆抄錄送給子女。羅崗認為，陳寅恪對于熊式一尤為贊賞，其中當(dāng)然包括對于家鄉(xiāng)江西的歸屬感，“‘愛聽天橋話故鄉(xiāng)’是一語雙關(guān)，小說名字叫《天橋》，寫的那個地方也在江西。”他指出，從中能看到熊式一在中國的淵源。

羅崗還提到，《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在中國香港出版的推薦語中，有一位寫《老舍在紐約》的英國學(xué)者安妮·韋查德。“為什么請她寫推薦語？我的理解是中國的現(xiàn)代作家在西方的世界其實有完全不同的形態(tài)，老舍在倫敦，包括老舍在美國，其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羅崗認為，隨著跨文化或者跨語際的研究，實際上有很多新的材料可以被納入進來，重新研究，“包括熊式一、老舍、林語堂等，這本書雖然是傳記，但是就我們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專業(yè)而言，實際上也拓展了一個非常大的空間，值得進一步的挖掘。”

在這本書的序言里，陳子善寫道，研究一個作家，建立關(guān)于這個作家的文獻保障體系是至關(guān)重要的。“ 魯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郁達夫、張愛玲……早已都有傳記行世，有的還有許多種。以熊式一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和現(xiàn)代中外文學(xué)與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應(yīng)該而且必須有他的傳記，讓海內(nèi)外讀者通過傳記走近或走進熊式一，對熊式一產(chǎn)生興趣，進而喜歡熊式一的作品，甚至研究熊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