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像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明代詩人兼有政治家和學者等多重身份者并不罕見，但像王陽明這樣行走在思想和政治的場域中，百煉身心，優入圣域，而且經綸參贊，才有所縱，有明一代，一人而已。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詩歌創作的光華。其實，王陽明在詩壇上也建起大將旗鼓，自成一家氣象。

王陽明的創作場域是明代特定的政治風云與文化波瀾相激蕩的文學空間，它反映了學術、權力、宗教、文化習慣等多重力量的相互糾纏。他的學者地位、官員身份、儒師角色、修道活動、軍功政績和政壇處境，決定了其詩歌本乎性情、精于思理，其豐富的信息含量遠非一般詩人詩作可相提并論。陽明學的明覺良知、思維圖譜折射的是陽明圣哲特質的一面，而詩為心聲，從坦露真性情的角度看，陽明的詩才是陽明其人，從詩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豪杰氣質、仙風道骨及其凡俗的一面。作為其人生和心路歷程的第一手實錄，陽明詩歌比錢德洪等編纂的《陽明先生年譜》更為可靠真實。

王陽明的詩歌創作經歷了一個由狂入圣的過程。這個過程和他在學問上的變化大略相似并基本同步。黃宗羲稱陽明“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從泛濫于辭章到遍讀朱熹之書，循序格物而不得入門，遂長時期出入于佛老，及至龍場才恍然神悟，認識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又稱陽明“學成之后又有此三變”(《明儒學案》卷十)，先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后專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陽明詩歌也有三變。每階段彼此之間并非了不相涉，而是各有所重，各有其性格的表現及風格的呈現。

湛若水稱王陽明早年有“五溺”，即耽迷于任俠、騎射、辭章、神仙和佛氏。陽明“五溺”時期的詩作呈現的是狂者的風神氣韻。不過，此時的詩作存世不多，特別是有關任俠和騎射的內容在陽明文集中完全不見蹤影。任俠和騎射是一體兩面的事，是陽明志學之年的喜好。那份英風豪氣流露在辭雄氣武的《夢謁馬伏波廟題辭題詩》中。弘治十二年所作《墜馬行》開篇四句寫了出使邊關的經歷：“我昔北關初使歸，匹馬遠隨邊檄飛。涉危趨險日百里，了無塵土沾人衣。”嫻于騎射的形象呼之欲出。詩中“嘗聞所□在文字，我今健如筆揮戈”兩句，是陽明此時馳騖辭章的寫照。

王陽明自幼就有超越現實和自身有限性而追求無限和不朽的氣魄，其立身行己超越于功名利祿之上，表現出強烈的超越性。王陽明的人生是儒道交叉的雙行道。道教之于王陽明，在詩歌創作中是脫俗境界的呈現，在實際生活中是通達仙境的階梯，是外在超越的途徑，不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也不是逃避是非不明的現實世界的療傷途徑。

龍場生死關口的啟悟對王陽明的身心有很大的撼動，他經歷了一番從物我二元世界契入一如天地的質的翻轉。跨過這一照見本心的關口，王陽明的生命破繭而出，在主體精神中重生，從此風光霎時有異，詩中也有了體道的圓滿之語、浩然之氣。《霽夜》在閑靜中體會萬物的律動：“靜后始知群動妄，閑來還覺道心驚。”這種當體即是的“知”“覺”反映了與良知體驗的深刻相遇。其《送蔡希顏三首》其三以月映心：“悟后六經無一字，靜余孤月湛虛明。”后一句內外通透，略似禪宗。孤輪獨照，本心如月，物我一如，朗然圓滿，寫出心學親證之境。

生死一發的孤危，逼顯出王陽明的良知說。王陽明致良知的功夫較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更自然、更簡易，較之注重文字表述與邏輯分析的方法，它更傾向于通過體驗和直覺洞見事事物物中的天理，屬于簡捷方便的法門。因此，王陽明說良知的詩多為絕句。《答人問良知二首》《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不厭其煩、反復申說的只是一個意思，即欲求本心，只在良知，其求端用力的要點在于反求諸己心。《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其四借用禪宗語匯澄清良知的理念，用佛家的酒杯來裝心學的醇釀：“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良知是無聲無臭而慧心獨知的，是秘于己心而非喧騰眾口的，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獨”字落實于一己存在的內心體證。

王陽明重內圣而輕外王，輕現實而重超越。在江右階段，他雖然在行政和軍事上運作得很成功，但不以經綸之才自命，不以“馳騁于孫吳”自詡，毫無矜功自得之態，功愈高而心愈卑。他在崇義等地創作的戰伐諸詩，處處有意貶低自己的事功能力和意愿，一再說“將略平生非所長”(《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百戰自知非舊學”(《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其二)、“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云自去留”(《懷歸二首》其一)。在他看來，立功封侯不過是征逐虛名，經世濟民的業績也是浮云。這是在消減人所稱羨的功名事業的熱度，凸顯“山中古洞”“鐘山舊草堂”等精神別業的高尚。王陽明身在風塵荏苒之際、兵戈戰馬之間，神馳于結廬浮峰之期、垂竿鑒湖之日。舉王陽明《贛州詩三十六首》為例，他此時的詩中有多重的聲音，一種是提兵平寇的凱歌，一種是山田野老的農歌，一種是蘿月松風的夢囈，還有點瑟童冠的吟哦。或者說，其中有多重世界，一個是熱血的戎馬世界，一個是平和的農耕世界，一個是清涼的山林世界，前二者活現在眼前，氣暢一時，后者則存在于夢想和憶念之中，落盡繁華。行動的世界背后浮現著靜觀的世界。王陽明并不擔心筆下甲馬兵戈與漁笠農簑的捍格，他將旌旗鼓角的意象與山田賈舶的景致相銜接，是為了說明他為和平而征戰、為民痍而興兵的正義性，顯示他滿腔的惻隱之心。如《回軍上杭》云：“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簑。溪云曉度千峰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時雨洗刷了兵戈上的血痕，賈舶載走了思民瘼、念瘡痍的心靈包袱。《喜雨三首》其一云：“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賈舶，絕江喧浪舞漁蓑。”他在兵事的書寫中不忘注入“仁”的元素;戎馬倥傯之際，不忘尋覓山林野性。《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其二云：“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愧失前禽。歸期久負云門伴，獨向幽溪雪后尋。”洞門煙月、雪后幽溪的描摹，歸農之興、故園之心的吟詠，保全了他那高人雅士灑落無塵的審美形象。

王陽明作為命世人豪，學本一心，人們聽其言，觀其行，讀其文，對這樣獨立天地間的“百世之師”自然有近于圣人氣象派頭的預設和想象。但如果僅用圣賢形象的模子來衡量他詩作中的主體表現，就容易帶來閱讀的盲區或誤區。王陽明一生通明高爽，但又在從事抑或放棄公共事務的抉擇之間掙扎。元明時期，文人多以隱逸為高、以野處為尚，風氣如此，陽明也濡染此風。而且為了對治世人欲望之激擾不寧，他不厭其煩地表達隱逸理想。相較于道教修煉，隱逸山林的愿望表達更普遍地存在于陽明詩歌中。他雖然有俠骨豪情，卻更欣賞孤舟聽雨的蕭疏情味。《次魏五松荷亭晚興》其一表明隱逸之志道：“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于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在王陽明早年，棲隱是和儒家孝悌觀念聯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和慕道學仙相扭結的。如《贈黃太守澍》云：“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王陽明即世間而超世間，常常幻想著去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但事實上他生活在塵世間，其詩中既表達了塵沙富貴、飛絮浮名的志節，也談到了養家糊口的俗累、妻子兒女的牽絆。如《重游開先寺戲題壁》云：“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廬山東林寺次韻》云：“遠公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真實也是陽明詩的魅力所在。作為個性表現的主要載體，獨標風韻的陽明詩歌沒有被限制在心學的框架內。